例如，就同一行政行为诉请撤销与诉请确认无效，便属于诉讼请求实质一致。
在国家任务变迁需要国家认真对待环境问题时，国家积极介入社会生活与环境事务，我国从1978年宪法发展到2018年宪法修改，大体反映了这样的历史脉落。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在立法位阶上并非基本法，与部门属性的污染防治法、自然资源保护法、生态保护法等同属普遍法律，尽管具有综合性的特点，但具有适用上的困难。
第2款的主体是国家，内容是植树造林，方式是组织、鼓励、保护。[63]〔美〕马克·图施奈特：《新宪法秩序》，王书成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页。而国家目的则是一个等同于制宪目的的概念，相对于国家任务，国家目的具有根本性、终极性与前提性。基于我国的发展阶段与立法认知，这一模式较环境权的立法模式对环境保护更具优势。国务院的职责可以辐射到所有的行政系统，包括地方各级行政机构与各部委，所有行政系统在执行法律与行政决策时，生态环保都必须纳入考虑。
[30]吴卫星：《环境权入宪的比较研究》，《法商研究》2017年第4期，第178页。[13]〔德〕奥拓·迈耶：《德国行政法》，刘飞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53页。[29]同前注[13]，朱宁宁文。
我国目前的合宪性审查主要是发挥其法律功能，不涉及政治功能，这与我国上世纪80年代讨论（仅仅是讨论，不涉及实施）的违宪审查有明显不同。再如，在2015年上半年发现最高法2015年1月30日公布的《关于适用民诉法的解释》存在明显与法律规定不一致的问题，经沟通督促，最终最高法提出了具体处理意见。文化审视 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把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权力制约也主要是上对下的制约，上级的权威以及对权威的服从使这种制约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比较有效，下级一般不敢抗上，这已成为一种传统。
[17]在这里，合宪性审查主体的审查权也应该是有边际的，在审查中要尊重对方的法定权限。[7] 在实践中，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备案审查工作早已启动。
而合宪性审查的对象，上述原因导致其不太可能是国家立法，而主要是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司法解释。立法不针对具体的机关，不会得罪人，因此立法成就可以大张旗鼓地宣传。因此，该法修订草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是可行的，符合宪法的有关规定。出版自由主体是公民，依宪法公民是能够办报的，办报必须遵守宪法、法律规定。
[26]2003年3月孙志刚在广州被错误收容并被殴打致死，5月14日三位法学博士以中国公民的名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建议书，建议对国务院1982年颁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进行审查，6月18日国务院自行废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合宪性审查与违宪审查的区别以及对合宪性审查的种种认识误区，与其背后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密切关系，是我们长期以来偏爱纵向权力监督、忽视权力界限、重和谐讲面子等传统法律文化心态在制度设计中的反映。[19]同前注[6]，张春生、秦前红、张翔文。实践中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民间的建议权在长期冷冻后终于出现了化解迹象，2017年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对公民、组织提出的近3000件审查建议开展审查研究工作，对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范围的，在审查研究工作结束后向提出审查建议的公民、组织进行反馈。
[13]朱宁宁：《备案审查由鸭子凫水变乘风破浪》，载《法制日报》2019年2月27日第6版。三、我国合宪性审查的形式及其文化审视 《宪法》虽然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和省级权力机关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但这一撤销手段在实践中很少启用，取而代之的是内部沟通的权力运作方式。
因为当前的审查目的主要是防止地方乱立法，这是中央控制地方的一种手段，是从实际出发、回应现实需要并具有可操作性的。而如果将平行的三人调整成纵向的服从关系，如把三个人分别任命为处级、副处级和科级，或者按照年龄排序，长者为大，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18]1982年修宪时曾试拟了一个条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宪法委员会，协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宪法的实施，对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机关的重大违宪行为，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报告。[8]2004年备案审查专门机构在成立后更是做了大量工作，近五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备案审查工作上取得了积极的进展，据统计，五年来共接受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4778件，对188件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逐一进行主动审查，对地方性法规有重点地开展专项审查，认真研究公民、组织提出的1527件审查建议，对审查中发现的与法律相抵触或不适当的问题，督促制定机关予以纠正，保障宪法法律实施，维护国家法制统一。进入 马岭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合宪性审查 。当时高层领导没有说过为什么不设宪法委员会，可能有两个考虑：一个是从执政的角度考虑，经过权衡利弊，认为这可能会形成一种牵扯。梁鹰：《推进合宪性审查的原则和方式》，载《学习时报》2018年12月24日第A3版。表2 我国20世纪80年代讨论的违宪审查[21] 几十年后的今天，当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合宪性审查命题时，不论是中央文件还是其后的学界探讨，都集中在怎么审查规范性法律文件方面，违宪审查的政治功能已经淡出人们的视野，这是由当下中国的实际情况决定的，是求真务实的。
因此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不受制约的，在合宪性审查制度中，国家立法机关（即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不是合宪性审查的对象，而是合宪性审查的主体。[22]2019年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四次委员长会议通过的《法规、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办法》对规范性文件发现问题后的处理，规定了沟通、约谈、函询、发书面研究意见等方式，通过这些方式，对制定机关形成有效的约束作用，督促制定机关对这些规范性文件及时做出处理。
4.合宪性审查是否包括审查政治行为？德国式的宪法法院除了审查法律（第一庭）外，还审查一些政治权力纠纷（第二庭），如国家机关之间的争议、总统和法官的行为、选举行为、政党行为等，因而具有法律和政治的双重功能。如在超生即辞退一案中，提出审查建议者认为一些地方性法规的规定违反我国宪法与劳动法，不符合法治精神，限制劳动权缺乏合法性与正当性基础。
如果真的意见不一致，谁去协调啊？[6]其中的相互牵扯即是一种横向权力制约，是在我们的历史中较为缺乏、因而很难把握、事实上可能确实效率不高还可能有极大风险的权力制约模式，所以这一担忧并非空穴来风。[32]而改变、撤销等现代法治手段在中国传统文化看来显得过于生硬，容易把双方或各方关系弄僵，而关系一旦弄僵日后需花费数倍的时间精力才能弥补（甚至花费数倍的时间精力也难以弥补）。
我们长期以来习惯的是如果真的意见不一致要有一个更高权威去协调，而最高权威本身出了问题怎么解决，并没有现成的答案。如果对方不给面子，再考虑行使撤销权，这样的先礼后兵比较符合我们传统文化的行为模式，显得较为占理，也较为可行。经督促，各地均已完成法规修改、废止工作。作为全国人大的专门委员会，不论是过去的法律委员会，还是现在的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法律草案的审议过程中对其是否符合宪法进行审查、事先尽量排除任何违宪瑕疵，应是其本份和基本工作职责，但这种审查仍然是立法体制的一个环节，而不是合宪性审查制度的环节。
作者简介：马岭，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教授该做法出发点是好的，但省级人大没有调整基本法律的权限。
④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一次正式提出合宪性审查概念：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
正因为此，整个社会对人大的审查工作寄予厚望，希望借此推动中国法治建设向前迈一大步。2018年更名的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专门委员会，其任务之一便是辅助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合宪性审查工作，[2]但专门委员会本身不是合宪性审查的主体，不能代替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合宪性审查权。
正如我国著名法学家张友渔教授所说，我国人大常委会违宪也不要紧，全国人大可以管，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全国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全国人大选举和罢免它的成员，可以修改、撤销它的不适当的决定，全国人大可以制裁。2017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听取和审议备案审查工作情况报告，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反响，公民们通过这一渠道开始了解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制度的运转和进展状况，这无疑有利于全社会维护宪法法律尊严，保障宪法法律实施和国家法制的统一。[10]韩大元：《从法律委员会到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体制与功能的转型》，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同前注[6]，张春生、秦前红、张翔文。
彭真同志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搞一个宪法委员会就能够防止文化大革命重演吗？[19]可见当时高层领导经过反复权衡，并不看好宪法委员会的政治功能。4.合宪性审查是否包括审查政治行为？德国式的宪法法院除了审查法律（第一庭）外，还审查一些政治权力纠纷（第二庭），如国家机关之间的争议、总统和法官的行为、选举行为、政党行为等，因而具有法律和政治的双重功能。
实践中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民间的建议权在长期冷冻后终于出现了化解迹象，2017年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对公民、组织提出的近3000件审查建议开展审查研究工作，对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范围的，在审查研究工作结束后向提出审查建议的公民、组织进行反馈。如果真的出现，那就是整个国家出问题了。
经认真研究后认为，这次修法没有改变我国人民法院的性质、地位、职权、基本组织体系、基本活动准则等，修改的内容都是属于补充、完善、调整、优化性质的，与《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基本原则不存在相抵触的情形。（三）审查工作的启动开始注意吸收民间力量参与 《立法法》第99条规定国务院、中央军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级人大常委会这五大国家机关对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有审查提起权，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只有相应的审查建议权，官民不同，内外有别。
